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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朝的盛衰周期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7:29:48 阅读: 来源:验钞机厂家

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: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这似乎是一种周期。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种周期,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,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,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,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。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,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,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,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,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,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。

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先说分合观念。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,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,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,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。朝代刚兴盛的时候,通常是大乱以后,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,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,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;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,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。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,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,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,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。比如说,汉代分裂以后,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。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,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,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。汉代崩溃以后,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,各走各的发展路线。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,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,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,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。

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,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所不同。秦汉的核心,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,隋唐也是如此。但是在宋以后,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。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,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,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。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。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,但国家的财力不但并未减少,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。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,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到了明代,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。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,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,不分封任何亲王。但实际上,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,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,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,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,明清两代都如此。到清代晚期,沿海地区,如华南和东南,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。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,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。

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再说盛衰周期。朝代刚起来的时候,似乎满地都是人才;朝代结束的时候,人才都不见了。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,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,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。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,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。也就是说,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。在开国之初,功臣将相来自各方,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,这些人才聚在一起,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,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,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。一代、两代过下去,功臣子弟成了纨绔,只知享乐,不会办事。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,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,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,就非常狭小了。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,于是,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,包括宦官和宠臣,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。这个团体延续日久,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。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,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;不过,上面向下选拔人才,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。于是,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,两三代以后,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。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,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。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,如果两三代以后,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,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,必定出现新的挑战,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。

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,自从秦汉以后,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。

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,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,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,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。因此,在国家公权力之外,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,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。在秦汉时代,所谓豪族、大族,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,另外一大部分,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。广土众民的中国,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,老百姓抱成团,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。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,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。秦汉的大族、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,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,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,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。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,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,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,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,使穷苦无依、鳏寡孤独者有所依靠。

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,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,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,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,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;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,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,冲破约束,颠覆政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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